從巴黎到馬賽，一條瀝青路日夜轟鳴。這是一條高速公路。如眾所知，每條連接大城市的高速公路，在周日的下午都會堵成一條凝滯的銀河。就如同物理學里說的動能轉化為勢能，隨著速度的減緩，開車人的火氣就要上升。關于前面發(fā)生什么事故的消息，像散開的葉脈一樣在車流之中蔓延。

在法國的一條高速路上蝸速前進，誰會去書寫這種畫面？是一個阿根廷人，后半生都住在法蘭西，在這里結婚，在這里寫出自己最好的作品，在這里和情人相會共度。《南方高速》，是胡里奧·科塔薩爾在1966年發(fā)表的一則短篇小說，這時他剛過50歲，已經(jīng)寫出了《跳房子》（1963年出版）這本巨作，許多流亡歐洲的阿根廷文化人及其他拉美國家的讀書人，都把《跳房子》看作拉美版本的《尤利西斯》，把小說的主角奧利維拉看作《尤利西斯》的主人公布魯姆式的人物。這個評價到現(xiàn)在看依然十分恰切。只是科塔薩爾不似詹姆斯·喬伊斯那樣，性情那么孤傲和極端，一輩子跌宕起伏。他也不像其他幾位頂尖的拉美作家，那么喜歡談論和涉足政治，他的好朋友，秘魯人馬里奧·巴爾加斯·略薩曾說，科塔薩爾是一個天生的情人。

科塔薩爾直到快40歲了才出版短篇小說集。這有點晚，但是可以理解，因為典型科塔薩爾式的故事和敘述，可以簡括為一個“從平常進入異常”的過程，故事的開場往往是尋常畫面，那讀者有什么理由被它吸引，有什么理由相信故事會進入一個引人入勝的軌道？就說《南方高速》，若非對“胡里奧·科塔薩爾”的名字抱有信任，一個讀者恐怕不太愿讀下去：一輛一輛的車，人物是瑣碎的、無個性的，混雜著車的名字。高速公路是現(xiàn)代社會里最平庸的事物之一，用巴黎人類學家馬克·奧熱的術語，高速公路就是一個“非地點”，僅僅為連接兩個地點而存在，只為讓人以最快的速度安全通過，每個人都在車流之中成為匿名者。

如果沒有得到足夠多讀者的喜愛，科塔薩爾恐怕難以繼續(xù)寫此類的故事。地鐵、公交車、旅館房間、超市，這都是都市社會里的“非地點”，它們會以盡可能的舒適和便捷，來使人感到自己僅僅是世間過客。

二戰(zhàn)結束后，科塔薩爾還是一個學校老師，當他感到國內政治氣氛不好，就辭去教職，去了法國，自此再未回國。他身高兩米，有一雙至死不變的大男孩的眼眸；他眷戀母親（他的父親早年棄家，一去不歸），把母親安置在普羅旺斯的房子里；他也需要其他女人。1953年他和奧羅拉·貝爾納代茲結婚，奧羅拉是一位阿根廷翻譯家，也和他一樣，身材高挑，智識上的親和力很強。她陪著科塔薩爾去認識巴黎的大街小巷，分攤了旅法生涯最初的經(jīng)濟困難，還帶動了科塔薩爾翻譯文學作品：科塔薩爾把他兒時看過的埃德加·愛倫·坡的《厄舍屋的倒塌》等譯成西班牙語，而他自己所寫的故事，也順理成章地帶上了鬼氣森森的坡的味道。

奧羅拉和科塔薩爾一起在普羅旺斯買房，她見證了他的成名：《跳房子》和巴爾加斯·略薩的《城市與狗》都發(fā)表于1963年，那年還有卡洛斯·富恩特斯蕩氣回腸的長篇小說《阿爾特米奧·克羅斯之死》問世，他們三個，和緊緊跟上的加西亞·馬爾克斯，成為后來所說的拉美“文學爆炸”的四大天王。

他們的婚姻在1968年正式結束（雖然二人終生是好友），科塔薩爾那時跟一個酗酒、脾氣暴躁的立陶宛女子做了幾年的情人，那個女子是在伽利瑪出版社負責編科塔薩爾作品的人。雖然朋友眾多，可是科塔薩爾的真愛，要到20世紀70年代才出現(xiàn)。

她就是卡羅爾·鄧祿普。常住加拿大的蒙特利爾；她喜歡法國，用法語寫作，也嫁給了一個在加拿大的法國作家，1968年有了一個兒子。卡羅爾和奧羅拉頗似，都是短發(fā)、尖臉，都是對文藝癡狂的人。蒙特利爾在20世紀60年代有詩歌，有露臺咖啡館，有各種抽煙斗的知識分子，能看到大量來自歐洲的小說和其他書籍。1970年，卡羅爾在那里讀到了《南方高速》。她告訴朋友和丈夫，她讀到了一本完美的書。

8年后，科塔薩爾在蒙特利爾參加文化活動，待了一周。回到法國，他寫信給在那里認識的卡羅爾，希望她來。“在你身上，我看到了自己，”他寫道，“我想和你一起寫作……給你的夢一點動力，讓它實現(xiàn)吧”。

卡羅爾拋下了丈夫和兒子，渡過大西洋。她生于1946年，比科塔薩爾小32歲，可是她已有一種怪癥在身，1975年左右，年輕的她已經(jīng)多次住院輸血，她相信自己命不久長。她用寫作逃避朝內心掩殺過來的陰影。在60多歲的時候，科塔薩爾看上去還只不過是40來歲的人，想象力豐富，對什么事都好奇，尤其是和一個有病在身的女子相愛這樣的事。他管她叫“奧西塔”，意思是“小熊”，而卡羅爾對他的愛稱是“羅博”，即“狼”。

卡羅爾一直被懷疑為白血病。但是，在1981年科塔薩爾因胃出血住了一次醫(yī)院后，醫(yī)生告訴卡羅爾，科塔薩爾恐怕患有白血病，還讓她千萬別告訴他。

患病的身體，就是一座被占的房子，當人們知道惡魔在逼近，他們一言不發(fā)，安靜地讓出危險地帶，繼續(xù)仿佛什么都沒有發(fā)生似的生活。當他倆的命運，以這種險惡方式緊緊交織起來后，科塔薩爾做出了一項決定：登上巴黎高速，把他當年在紙上書寫過的場景親身經(jīng)歷一遍。他們帶著便攜式打字機上車，一路上一起寫一本書。

在巴黎和馬賽之間，“狼”和“小熊”決心讓旅行永不停止。他們的座駕是20世紀70年代的大眾露營車“法夫納”，這是一個來自《尼伯龍根指環(huán)》的名字，車身是鮮紅的，外形像條毛蟲，他們駛上的這條高速路，800公里，十個小時可以開完，可是他們一共用了33天，就像《南方高速》里寫的那樣，人們在堵車的日日夜夜里，有的去愛了，有的死了，在愛與死之中，人們一次次刷新對時間的概念。

出發(fā)后的第二天，科塔薩爾就把車停在幾棵樹下，徒步去探索公路離幾米遠的一條小路，卡羅爾則留在車中，寫那天的日志。日志里都是小事：吃的什么，在地圖上處于的位置，天氣預報是怎樣的，當晚他們經(jīng)歷了怎樣的暴雨。還有，是他們在難以割舍的孤獨中，如何緊緊相連如“大海中的海豚”。雖是共同創(chuàng)作，“小熊”寫的都是自己的真心所感。她一五一十地寫：每當“狼”離車行動，她總是擔心他再也不會回來，可是每次“狼”都會回來，然后跟她說：“小熊，那邊有趣，你也去看看。”

以蝸速前進在高速路上，沿途的65個休息站，他們探索了其中的每一個，在那里扎營。他們給自己設立了原則：讓時間靜止，延長每一個共處的幸福瞬間，但是不能離開公路，比如說，不能到了第戎就去城里轉一天，到了波爾多就循著葡萄酒香去散步。還有一點：不能去雜貨店買東西，物資不夠時，靠預先約好的朋友開車來接濟。公路冒險，就要有它應有的樣子；共同寫作，就要彼此讀給對方聽。他們帶了一臺照相機，可是，雖然寫書配圖都在計劃中，但寫作和拍攝本身必須隨性而至——必須忘記科塔薩爾熟稔的故事技巧，必須像《跳房子》里所展現(xiàn)的那樣，所有的事物都因主人公的流浪而存在、而呈現(xiàn)。

他們把這本共同的旅行記定名為《宇宙高速駕駛員》。在書的最后，科塔薩爾告訴讀者，他們最終到了馬賽——并無激動，因為他們不想如此。旅程結束，就意味著一段抽離于現(xiàn)實的時空隧道封閉了，他們按正常的節(jié)奏回到巴黎，沒過多久，卡羅爾再次病倒。

必須用抵抗死亡的行動來充實生活。1982年10月21日，加西亞·馬爾克斯接到瑞典來的電話，告知他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：他是“爆炸文學”四大天王中第一位獲獎者（第二位是巴爾加斯·略薩，他要到2010年獲獎），但此刻的科塔薩爾卻迎來永失我愛的最后關頭。“小熊”死于11月2日，年僅36歲。科塔薩爾獨自完成了他們共同開始的這本書，他要按卡羅爾的遺愿，把版稅捐給尼加拉瓜人民，那時的尼加拉瓜剛剛經(jīng)歷桑地諾的左翼革命。

巴爾加斯·略薩曾開玩笑說：科塔薩爾一直很年輕，但在從蒙特利爾回巴黎后（也就是初識卡羅爾之后），他開始留胡子，開始喋喋不休地談論革命了——也就是說，開始像一個真正的拉美作家了。1983年年初，高速公路旅行記出版，科塔薩爾寫道：

“我很清楚，小熊，如果我在你之前離開，你也會這樣做的，你的手和我的手一起寫下了這些最后的文字，其中的痛苦不會，也永遠不會比你教會我的生活更加強烈……”

科塔薩爾自己于1984年2月12日逝于巴黎，逝時握著前妻奧羅拉的手。盡管當年被認為是白血病，但現(xiàn)在的講法是他大概率感染了艾滋病毒，他是在1981年輸血時被感染的。艾滋病在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流行，卻一直沒有被研究明白。在20世紀80年代的歐美，它奪走了許許多多著名文化人的生命：科塔薩爾逝世4個多月后，巴黎又失去大名鼎鼎的米歇爾·福柯。

對科塔薩爾的喜愛，和對其他拉美作家的喜愛可能很不一樣。從《百年孤獨》里可以摘出許多離奇的橋段，但《跳房子》卻不行；科塔薩爾的小說，不論長短，都很難概括其故事情節(jié)，他的幻想都基于“非地點”展開，而他在小說里傳達的旅居他鄉(xiāng)的感覺，正如駕車堵在高速公路上那樣，是無法言明，只能體會的。在最后的公路旅行中，他找到了絕對幸福的前提條件，它原來就被自己1966年寫成的故事所預言：不急于到達目的地，很慢很慢地前進，慢到可以把目的地一筆勾銷，慢到可以把自己交給每一個時刻。

《宇宙高速駕駛員》

[阿根廷]胡里奧·科塔薩爾[加拿大]卡羅爾·鄧洛普 著

南海出版公司·新經(jīng)典文化2024年8月版

《南方高速》

[阿根廷]胡里奧·科塔薩爾 著

南海出版公司·新經(jīng)典文化2017年10月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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